也有一些话想说
读*波先生文章《鲁研家的“功劳”》（载09.12.15《杂文报》5版），不免也有一些话想说。*先生的文章说，《书叶集》一书的作者姜德明先生认为，“鲁迅没有旧文人学者附庸风雅的习气。他对于百年来学者名士在广和居的满壁题诗不予理会，在日记中、文章中也不屑提及，表现了他对这套玩意儿的藐视”。对此，*先生认为姜先生之“‘藐视’云云求之过深”。笔者以为，“藐视”也罢，“求之过深”也罢，此可以理解为是两个人对一件事情的不同看法，原本正常，无须置喙。然而接下来*先生却莫名其妙地写道：“鲁迅被涂抹了很多油彩，但他首先还是一个文人，也难免文人的趣味”。以*先生的逻辑，是不是说鲁迅作为一个文人，“文人的趣味”即附庸风雅之事在所难免？不过，“鲁迅当年和郑振铎印《北平笺谱》”算不算附庸风雅的设问，恐怕难以支持*先生此逻辑的成立。因为，首先，*先生此问语焉不详、含糊其辞；其次，评判模棱两可且属一家之言更非惟一标准。对于鲁迅在旅馆里没有理会夏丏尊的提醒也没有挂长衫一事，姜先生认为这是“鲁迅并不怎么看重长衫阶级的一种很风趣的流露”，而*先生则“从这件小事中，只能看出鲁迅之不近人情”。我想，姜、*二位先生当时均未在现场，没有亲眼目睹事情的来龙去脉，无从知晓相关的人际关系和当时的氛围环境，而都是通过他人的记叙来议论这事的。那么，这些记叙与实际情况有没有出入？有没有以讹传讹之处？从鲁迅与夏丏尊等“在旅馆夜谈”的情况来看，他们是文人聚会，相互之间也许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所以，一件生活小事，固然说不上是“风趣的流露”，但“不近人情”的指责，也未免唐突和有欠厚道吧？
在这篇文章中，*先生说：“一个事实是，一个被反动*府‘时时’要谋害的人，最后是因病而善终的。”尽管*先生对“敌人迫害鲁迅”一事，认为“许广平回忆鲁迅有许多不可信的地方”，姜先生的“议论超出常识太远了”，但“因病而善终”云云，委实令人错愕不已！鲁迅于1936年10月因病逝世，享年仅56岁。请问：这样算是“善终”吗？*先生指责鲁迅“不近人情”，那么，对于一个已作古70余载的逝者如此轻慢与不屑，你的人情味又到哪里去了？
《书叶集》所涉及的，无论是“满壁题诗”、“旅馆夜谈”，还是“挂衣”、“赏花”，都是“一些生活的琐事”。姜先生称这是他“在读鲁迅时一些‘零零碎碎的想法’”。出于某种情感，这些“零零碎碎的想法”也许“难免有所修饰”。*先生不赞成这种“修饰”、讥讽这是“鲁研家的‘功劳’”也就罢了，干吗针对鲁迅说三道四——阴阳怪气地作出“鲁迅总是那么正确，即使一些生活的琐事，鲁迅也是对的”的推断？其实，“抹油彩”也罢，“吐口水”也罢，长眠于九泉之下的鲁迅概莫能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