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陟东旭
年6月25日这天下午，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率领士兵正在团部门前的操场上操练，忽然有4人乘着高头大马，从操场边的路上经过。
三连连长宁文龙敏锐察觉，这伙人形迹可疑。
因为时间已经进入夏季，为首的人还戴着挂了风镜的皮帽，身穿棉裤、棉袄。
“营长，这几个家伙不像是好人，要不要把他们带回来盘问？”三连连长宁文龙请示。
营长陆鸿勋回答说：“好，你们去吧。”
宁文龙遂令士兵将该4人追了回来，带到操场问话，但无论问什么，几个人直摇头，这说明言语不通。
东北军资料照无奈之下，营长陆鸿勋只好向副团长董平舆（后改名为董昆吾）汇报。
董平舆是吉林人，父亲董耕云参加过同盟会，跟中山先生、蒋氏有过交往。
后来，董耕云以中山先生特使的身份到了东北，成为蒋军和张作霖的联络人。
由此可见，他的家境优越，父亲人脉不错。
因此，董平舆从北京大学毕业后，随即被被安排到奉天交涉署当了秘书。
年，董平舆又被保送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能有如此经历，足见其背景不一般。
因为在日本待过，董平舆的日语没问题。
这天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恰巧因公外出，董平舆临时代理团长职务。
接到陆鸿勋的报告后，董平舆赶来过来，直觉告诉他，其中两人是日本人，他立即用日语上前盘问。
“长官，我叫中村震太郎，东京农业学会派出的农业专家，我们是从洮南来的，将去索伦山一带调查那里的土质和农作物生长状况。”为首的那个日本人回答说，“可是走到半路听说前面有土匪，我们就此折回。”
中村指着其他三人介绍说：“他们一个是我的日本同行，一个是俄国人，一个是蒙古人，负责喂马和担任向导。”
如果换了别人，这事兴许就过去了，可是董平舆是个有头脑的军官，这些年听了太多日本间谍化装对东北进行侦察的事。
日本重视情报搜集是有传统的，甲午战争爆发前十年，日本就开始搜集情报。
为了准备侵略东北，日本从日俄战争之后就开始在东北各地大肆收集情报，情报细致的程度令人震惊，当地人都不知道的事，日本间谍都如数家珍。
日本间谍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后，东北一直暗流涌动，直觉告诉董平舆，这几个人不简单。
于是，他下令士兵搜查他们的行李。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从中村一行的行李和棉服中，士兵搜出了望远镜、罗盘针、寒暑温度计、测土仪器等专业设备，以及一支三八式马枪和一把南部十四手枪。
仅仅是这些东西，日本人勉强可以解释，说仪器是测量用的，枪支是来防身的。
可是，接下来还搜到了十几张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军用地图、调查笔记。
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些中文、日文两种军用地图都用铅笔勾改过。显然，中村他们实际上是一边实地侦察，一边根据实况对老地图进行校正和修改。
这还不算，他的调查笔记的内容包罗万象。
除了沿途所经之地的人口、物产、森林矿藏、土壤、水源、气候、雨量等情况之外，甚至还有兴安屯垦区的兵力、枪炮种类、官兵数量、将校姓名、营房的坚固程度以及车辆马匹粮食辎重等信息。
这么详细的资料，当时的兴安区官方都不可能拥有。
看到这些资料后，董平舆大吃一惊，眼前的几个家伙果然是日本间谍，太可恶了，不能放走他们。
然而董平舆毕竟是代理团长，没有权限处置，他只好一边悄悄派人去向团长关玉衡汇报，一边假装热情地说：“中村先生，现在天色已晚，既然路上不安全，不妨在这里暂住一夜，等天亮了再走。”
中村并不情愿，表示不用人护送，他们要继续赶路，但是看到董平舆威严而又不容置疑的目光，他不再说话。
这时候关玉衡也接到了汇报，他感到事情不小，在26日凌晨便赶回了团部。
关玉衡听了部下的详细汇报，决定对中村等人进行审讯，想方设法撬开对方的嘴。
没想到，面对如山的铁证，中村依然死不认账。
这时候，中村携带的日文资料也被董平舆翻译了出来，资料里面显示，中村是个军人，军衔是日本大佐。
然而中村狡辩说，我当过大佐不错，但我已经退役。
日本的“大佐”，类似于中国过去的上校，比大尉要高三级。
中村说自己已经“退役”，说穿了是想推卸日军的罪责，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蒙混过关。
可是中村非常倒霉，遇到的关玉衡也不是泛泛之辈。
关玉衡，年出生于与吉林省宁安县，他的父亲关福绵是当时吉林省议员，他本人和张学良又是东北讲武堂的同学。
这样的背景让关玉衡不但做事高调，且嫉恶如仇，根本不会被日本人身份的中村所吓倒。
见中村死不交代，关玉衡便让董平舆去审问另一名日本人井杉延太郎。
董平舆一拍桌子，把眼睛一瞪说：“不老实交代，让你活不过今天！”
井杉延太郎毕竟嫩了点，没有见过这场面，心理防线崩溃，立即软了下来。
原来井杉延太郎是曹长，现已退役，在一家采木公司工作，是中村的助手。
中村的身份果然不一般，竟然是“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
年初，中村震太郎就来到中国东北，使命是刺探东北军情，为发动侵华战争做准备。
6月2日，在日本关东军特务片仓衷大尉的安排下，中村震太郎乘火车来到关东军驻齐齐哈尔秘密特务机关——朝日旅馆。
6月5日，中村震太郎和他的助手井杉延太郎等一行4人，乘火车从齐齐哈尔出发，在大兴安岭北的伊列克得车站下车后，在日本开拓团日本住民那里弄了4匹马，找了一个蒙古人和俄国人。
中村一行翻过大兴安岭，一路向南又是勘测、绘图，又是拍照，走访，为更新地图搜集大量数据，还搜集了大量军事情报。
如果不出意外，中村就要满载而归，向上司领赏了。
可是，他们非常倒霉，遇到了几个不好糊弄的中国军人。
要知道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之后，所有东北军人心里都憋着一口气，对日军恨得咬牙切齿。
身着中式服装的中村震太郎（中）关玉衡和董平舆都三十来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是初生牛犊，把天戳个窟窿都不在乎。
更重要的是，他们嫉恶如仇，都有爱国情怀。
这一来，中村的命运能好的了吗？
审讯结果出来后，中村的间谍身份确定了，而且铁证如山。
如果中村是外交人员，犯了间谍罪，还享有豁免权，往往会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
可是中村不是外交官，犯了间谍罪，连战俘的资格都没有，中方完全有权处置。
按照正常的流程，东北军也无权处置外国间谍，应该把此人交给民国进行审判。
因为张学良已经宣布易职，东北军在民国管辖之下。
关玉衡作为在日本留学过的人，懂一点国际法，所以他最初的想法是“明正其罪行，公开处置”。
然而董平舆、陆鸿勋等东北军军官却不愿意这样做。
理由是民国太软弱了，对自己人横，对外怂。
“围剿”红军时，蒋氏不遗余力；跟列强打交道，他软得要命，除了忍还是忍。
如果把中村弄到南京去，说不定要不了多久便会被释放。
那样的话，就太便宜中村这个坏蛋了；而且他搜集的情报也会被带走，那样的话遗患无穷。
董平舆则直接建议：“弱国并无外交可言，我们若将中村等解送南京的话，中村很可能会成为凯旋而归的英雄，这会鼓励更多的日本人到东北来刺探情报。”
“因此，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在这里秘密处死”，董平舆做了个砍头的手势说。
“对，不能放虎归山，这样会遗患无穷！”陆鸿勋说，“说不定日本人还会倒打一耙，说我们非法拘禁。”
关玉衡听到这里，立场动摇了，他决定对中村等人进行二次审讯，进一步取得他的口供之后再作决定。
26日夜幕降临之后，关玉衡坐镇，董平舆主审，在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团部，对中村的再次审讯开始了。
中村刚开始满不在乎，认为东北军走个过场就把自己放了。
现在看到这阵势，他隐约感到了不妙。
尽管如此，他依旧外强中干，想通过吓唬获得自由。
他被带进团部后色厉内荏地说：“请你们尽快放我回去，不然的话我要向贵国控告你们，关东军不会善罢甘休的！”
不提关东军还好，一提这三个字，关玉衡心里的火腾地一下就上来了。
他曾经是郭松龄的部下，当年曾经参加反张作霖兵变，正是因为关东军的阻挠，反奉功亏一篑。
日本关东军资料照后来虽然张作霖手下留情，饶了关玉衡，但是他心里，对关东军的仇恨种子悄悄种下，生根发芽。
关玉衡怒喝道：“捆倒了打，让他嚣张！”
官兵们一拥而上，前去捆绑。
中村会格斗术，不肯束手就擒，摆开架势和众人搏斗。
但他哪里是众人的对手？很快就被制服了。
关玉衡“刷”地一下抽出战刀，架在中村脖子上，厉声说：“信不信我劈了你？神不知鬼不觉。”
中村一听，像泄气的皮球，垂下了头，开始供述。
在笔录上画押的时候，中村做出了惊人举动，抬手去夺士兵的武器，打算挟持关玉衡，孤注一掷。
在场的官兵一拥而上，将其打晕在地……
谁也没有注意，两次厮打过程中，中村手腕上的手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扯了下来，掉落在地上。
当时紧张的氛围下，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这是这小小的疏忽，让中村之死被关东军得知，成为他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一个借口。
中村的嚣张已经让关玉衡他们怒火中烧，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在当晚将中村一行秘密处决。
中尉副官赵衡领命后，带着执法队将中村等人押赴后山僻静处所执行手刃。
之后，他们又将中村的行李、马匹（重要文件呈报）一把火烧掉。
事毕，已是27日凌晨零点30分左右。
关于秘密处决的方法，董平舆回忆说：“副官赵衡率亲信士兵十余人把中村等一行四人用马车拉到后山七八里处，用煤油泼浇点火，把他们烧死……其余全部焚毁，投灰于洮儿河内。”
而时任三团二营中尉骑兵中队长的金东复，在《中村事件亲历记》一文中则做了如下描述，“为防止枪声引来不测”，“制定了‘刀杀’的行动方案”。
究竟是火烧，还是刀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这个倒霉蛋，包括其一行四人，在察尔森一带神秘消失了。
天刚蒙蒙亮，关玉衡就将文件和证据通过兴安屯垦公署所向正在北平养病的张学良做了汇报。
事已至此，张学良也只能说了四个字：“尽量灭迹，严守秘密”。
在三团内部，关玉衡再三交代，任何人不许泄露一个字，违者杀无赦。
遗憾的是，中村一事最终还是泄密了。
中村一行失踪后20天之后，日本洮南领事感觉异常，立即派特工片仓衷大尉沿中村的预定路线前去寻找。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也走进一个行色匆匆的女人，她一脸焦虑告诉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我丈夫失踪了都一个月了。”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中村的副手井杉延太郎的妻子。
板垣征四郎立即下令日本在东北的情报机构开始寻找，很快中村有消息了。
一个叫王翼先的铁路工人，到日本人在齐齐哈尔开的妓院朝日旅馆去潇洒，无意中告诉那里的小姐植松菊子说：“知道不？前不久两个日本人、一个俄国人和一个蒙古人被屯垦军给做了。”
植松菊子也是日本特务，听了之后大惊。
但是她不动声色质疑说：“该不是吹牛吧，大话谁都会说。”
“不可能，是我朋友李德保亲口告诉我的，他是屯垦三团三连司务长李，杀人的时候他就在现场，他手中还有一块日本人留下的手表。”
植松菊子随即让日本特务跟着王翼先，找到了李德保。
李德保是个胆小鬼，没费周折就向日本说出中村被杀的经过。
原来那天晚上李德保发现了中村掉在地上的手表，出于贪心装入了自己的口袋。
后来李德保为偿还赌债，把手表抵押在王爷庙的一家当铺。
8月10日，日本特务从当铺拿到了那块手表。
这款手表非常特殊，是日本军部专门为军官定制的，表的主要部件固定在三条金属构件上，人称“三道梁”手表，市场上根本没有卖。
至此，关东军确定中村已经被中国军队杀掉。
一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
因此，有人认为中村事件是日本入侵东北的导火索。
其实，日本入侵东北蓄谋已久，中村被杀只是一个借口。
但是现在回看中村事件，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由于东北屯垦三团官兵的警惕，日军间谍被抓获，值得赞赏。
在非战争时期，日本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违反了国际法，应该谴责。
但是按照国际惯例，应该将他们移交南京，要么进行审判，要么通过外交进行严正交涉。
然后通过此事，向全世界包括日本人民揭露日军的罪行和战争阴谋，这样会让日本在全世界面前非常狼狈，至少能推迟东北事变的爆发。
也有人说，有没有中村事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都已经箭在弦上，杀了日本间谍不但应该，而且也解气。
但是，东北屯垦军私自处决日本间谍，仍然不太妥当；虽说是出于义愤，然而在非战争状态下处决日本间谍，但对可能引发战争的后果没有预判，事前也没有进行请示，都有失策的地方。
最遗憾的是，处决过程布置不周，以致事情知情者众多，秘密大面积泄露，贻人口实。
无论如何，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我们不能苛求。
正像周公所说，关玉衡他们是“爱国军人”，值得敬仰。